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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江中下游地區(qū)遭遇50年來最嚴重干旱，湖北、江西等地，土地龜裂。洞庭、鄱陽等湖，湖床裸露。究竟誰是“罪魁禍首”?輿論的一個重點指向，則在三峽工程。
聚焦三峽，可以視為對5月18日國務院通過的《三峽后續(xù)工作規(guī)劃》一種輿論回應。規(guī)劃明確指出，三峽工程在移民安穩(wěn)致富、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保護、地質災害防治等方面還存在一些亟須解決的問題，對長江中下游航運、灌溉、供水等也產生了一定影響。官方正視三峽工程影響，無疑是為這個此前較為敏感的話題“祛魅”。
當年三峽工程在科學論證與決策上馬過程中留存太多未竟之問，這也注定這座大壩要長久經受懷疑的目光。沒有人希望歷史成為負擔，但歷史終究留下太多遺憾。對于現實來說，應該懂得放下歷史包袱，從中吸取教訓，來避免錯誤重演。輿論重新聚焦三峽工程是好事情。讓當年拒簽三峽論證書的歷史人物再次走出來，讓曾經喧囂一時的三峽工程論戰(zhàn)成為重要的歷史教科書，讓行政權力再次回望當初在重大工程決策中是否足夠理性，最終才能有利構建起更為完善科學的重大工程決策機制。
像三峽工程這樣的國家重大工程，本身體現一定的國家戰(zhàn)略意志，投資規(guī)模極大，涉及到的科技情況復雜，施工建設周期漫長，需要從國家層面動員組織社會資源來建設。這類重大工程關系到經濟、社會、生態(tài)、軍事、文化等等命題，具有一定風險性，也只能由政府承擔決策責任。比如，三峽工程第一決策主體就是中央政府。鋪上政治工程的底色，其實更應該充分體現其科學工程的本質。
要讓重大工程實現科學決策，關鍵要處理好專家論證與政府決策的關系。很顯然，專家論證是決策基礎，其結果對于政府決策具有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。為此，就必須保證論證過程的充分與獨立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權力更多在于協調服務。當年三峽工程論證留下不少遺憾，就與權力過多干預有關。盡管論證組專家規(guī)模相當龐大，但專家的對象選擇與表達空間，始終深受質疑。比如，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未能獲邀參與論證，就被視為遺憾。對于重大工程的論證來說，要保證獨立性與科學性，就必須允許不同聲音的存在，這樣才能避免特定利益集團通過培植自己的專家代言人，來左右決策綁架公共利益。
從論證階段進入決策階段，這時主角就是政府。民主是維系政府決策正當性的重要手段，離開民主決策，重大工程就容易淪為一些領導的“拍腦袋工程”。那么，到底拿什么來保證政府做到民主決策呢?法律顯然是最基本的保障。在發(fā)達國家，比如美國、日本，都有完備的法律體系來約束政府的重大投資計劃。比如，美國《聯邦行政程序法》日本《行政程序法》。相對來說，當前我國相關法律體系并不完善。不論是以前的《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》，還是2008年通過的《國務院工作規(guī)劃》，盡管都有對重大工程的原則性指導，但這種行政規(guī)定缺乏法律的嚴肅性與約束力。其他領域諸如《公路法》、《建筑法》之類的單行規(guī)定，更是不成體系。
一方面沒有完善的法律，一方面決策過程缺乏監(jiān)督，讓決策者失去約束與壓力。在政府決策滿足公眾的知情權方面，我們也是遺憾多多。民主決策離不開傾聽民意，公眾參與公共決策與社會管理的政治訴求，應該得到尊重。然而，現在一些地方卻習慣與民意“躲貓貓”。前兩年發(fā)生的廈門PX事件，就是很典型的例子。當地政府在環(huán)評問題上忽悠民意，最終也激起公眾強烈憤怒，甚至到政府門前“散步”。
現在輿論聚焦三峽工程，還因為它仍是未竟的工程。處理氣候影響、生態(tài)污染、地質災害等的一系列問題，無疑可以視為“后三峽工程”。黃萬里當年甚至稱，三峽高壩“若修成，終將被迫炸掉”。不論如何，歷史不能成為現實的負擔，現實選擇必須對未來負責。對于三峽工程來說，科學論證與政府決策仍然還有很多事要做。接下來，必須讓科學的歸科學，讓民主的歸民主。而越過三峽大壩，中國這片土地上還有諸如南水北調更多深受關注與爭議的重大工程。這一切，其實都在呼喚，從重大工程的科學論證到民主決策，需要迅速構建起完善的機制。
